我们用辩证法来掌握历史，也用历史来掌握辩证法。

【资治通鉴】是月，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，上圆下方，有丹书著石，文曰：“告安汉公莽为皇帝。”符命之起，自此始矣。

莽使群公以白太后，太后曰：“此诬罔天下，不可施行！”太保舜谓太后曰：“事已如此，无可奈何。沮之，力不能止。又莽非敢有它，但欲称摄以重其权，填服天下耳”太后心不以为可，然力不能制，乃听许。

【辩证法分析】

这是怀疑和相信，多数和少数的正反面，

1、欲使其事成——就要增信、祛疑；欲使其事败——就要减信、增疑。

2、欲使其事成——就要让自己处于多数的一面，欲使其事败——就让其处于少数的一面。

这往往是非常高效的办法。

我们把可以把事情上的事情，一分为二为，

1、不是属于增信、祛疑之事

2、就是属于减信、生疑之事

而这些事情，构成了前期准备工作中的一大部分。

比如，陈平对项羽范增施加的离间计，秦王在长平之战对赵国和廉颇施加的离间计，……等等，都是属于减信、生疑之事。

比如，陈胜吴广起义、刘邦的斩白蛇、白帝之子——都是增信、祛疑之事。

疑行无成，疑事无功

实际上，这一切又是对这种必然性的适应，只有能从一时走向长期，才能把事情做成——也即所谓的坚持到底。但凡稍微困难一点的事情、都是需要坚持到底的、需要长期而不是一时能做成的。

而作为信息的被动接受方的大部分人，就可以以此增加自己的警惕，避免落入他人的陷阱。

此诬罔天下

儒家多伪君子，并且多以世人为傻子。

而相反——商鞅法家是怎么增信呢？——只是通过徙木立信——而绝不是假借鬼神之事。儒家借虚无鬼神之事，来增信。而法家商鞅借赏和罚的必然性，来增信。

从这个事上看，大搞愚民的反而是儒家，而不是法家。——其中一个最好使的打击对手的办法，就是把自己的罪名按到对手身上，这样做，

1、既无形中洗刷了自己的罪名。

2、又污名化了对手，同时，转移了大家的视线焦点。

法家追求的是依靠必然性、醉心于富和强——而不屑为这种不能增加国家富和强的东西。

这里，太后——已经活脱脱是个秦二世了——可见，秦二世与否，与这个人的道德好坏无关系，而只与这个人的行为模式有关系——这个太后的行为模式中藏着一个秦二世的归宿——甚至她还不如秦二世，至少赵高害怕秦二世能诛杀自己。而这个太后，根本就不能诛杀王莽。

自此始，这是个别走向了普遍——你用这种办法对付人，那么人家也用这种办法对付人、或者对付你。

同样，也可以把情上的事情，一分为二为，

1、不是增加力量之事，

2、就是减少力量之事，

伟人：世界上从有历史以来，没有不搞实力地位的事情。任何阶级、任何国家，都是要搞实力地位的。搞实力地位，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。

这个视角，对应要适应的是这个必然性。基于这个必然性，所以，可以此种方法——是否增加自己的力量、减少敌人的力量，来判断事情的对和错。

如果不能增加自己的力量、减少敌人的力量，那么这个事情，对自己来说就是错误的。如果能增加自己的力量、减少敌人的力量，那么这个事情，对自己来说就是正确的。

否则，对和错的判断依据，都违背了这个必然性——也即与这个必然性进行对抗了。